摘要
供应链安全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保障，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利用全球双边商品贸易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全球供应链格局新趋向和我国面临的供应链新特征。研究表明，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呈“慢全球化”特征，并演化为四大供应链社团，我国代替日本成为供应链社团新核心。以印度为核心的供应链社团异军突起，引领了全球第四大供应链社团。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大，以美国为核心的供应链社团以及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势尤为明显。
我国的供应链资源调配力增速趋缓，其中，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资源调配力放缓最为明显；
高技术产品供应链呈近岸化趋势，且断供风险有所提高；中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供应链维持远岸化态势，且断供风险持续下降。我国应以国际局域合作为依托，推动供应链全球化；以我国产业发展阶段为基础，推动供应链保稳工作；警惕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社团潜在阻断点危机及其外溢风险，加快构建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分级发展机制，充分利用“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对冲供应链风险。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脆弱性；近岸化；社团化
1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供应链安全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关乎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大局[1]。然而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位[2]，西方国家酝酿的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区域排挤策略[3]，新冠疫情冲击[4]和地缘政治冲突[5]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断供风险激增[6]。一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由此引发如下思考：现阶段全球供应链格局存在哪些新趋向，我国参与的全球供应链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如何妥善应对全球供应链格局演变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据此，本文利用细化至商品层面的全球双边贸易数据，构建全球供应链网络，借助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方法开展量化分析，以期解答上述问题。
实际上，已有大量案例分析或量化研究探讨了全球供应链的演化趋势以及我国面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状况。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呈现出较明显的近岸化、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趋势[7，8，9，10]。在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影响下，全球供应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脆弱性[11]，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高端制造领域这种脆弱性更明显[12]。在全球供应链风险居高背景下，我国的供应链风险同样处于历史较高水平[6]，尤其是汽车产业的中游产业链[13]、芯片产业链[14]的风险更突出。然而，我国医药领域的供应链风险相对较低[15]。进一步划分出口供应链和进口供应链发现，我国的出口供应链风险有所提升，进口供应链风险总体趋弱[16]。对比我国和美国发现，中美在关键产品上的供应链布局正由传统的以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安全与效率[11]。我国比美国更具兼顾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能力[17]。另有部分文献对供应链风险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效应开展深度分析。随着清洁能源技术深入发展，各国对关键矿产品的需求大幅提升，关键矿产品供应链供需失衡正在加剧地缘政治经济竞争[18]。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正面临相对严重的供应链供给冲击，抑制了在华外资的稳定发展[6]，降低了国内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19]和企业产值[20]，甚至抑制了国内企业投资[21]。此外，部分研究以2011年日本大地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供应链中断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供应链中断抑制了企业的生产活动[22]，阻碍了企业出口[23]。
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全球供应链格局演变及我国在全球供应链参与状况的综合框架。在全球维度上，该框架可以量化供应链全球化、社团化和脆弱性；在国别维度上，该框架可以量化我国对全球供应链的资源调配力、我国的供应链离岸性以及我国面临的供应链断供风险，有助于更系统、全面地审视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新趋向，并分析我国面临的供应链新特征。在该框架基础上，本文利用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French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Expertise on the World Economy）最新发布的1996—2021年全球双边贸易数据，构建以中间品为标的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进而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供应链问题开展量化研究。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研究视角更广。现有文献分析了单个产业的供应链[13]、全球或国别供应链的脱钩断链风险[11]，但对供应链全球化、社团化以及我国的供应链资源调配力和离岸性却鲜少涉及。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全球双边贸易数据，考察上述问题并发掘诸多更具深度的供应链新问题。第二，研究内容更丰富。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对现有文献的进一步拓展，例如，大量文献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或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全球供应链正呈现近岸化趋势[7，8]。然而本文用海量数据检验发现，我国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确表现出近岸化趋势，但中低技术产品供应链仍以远岸化为典型特征，这一现象符合效率驱动下市场主体以拓展市场空间为目标的理论逻辑，也契合安全驱动下市场主体以保障高技术产品供给为导向的现实逻辑。
2我国应对全球供应链新格局的战略考量
（一）以国际局域合作为依托，推动供应链全球化
现阶段，供应链全球化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依托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供应链全球化面临重重阻碍。我国应高举全球化旗帜，以国际局域合作为依托，逆势推动供应链全球化。一是以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国际局域合作。面对美西方脱钩断链政策盛行的现实约束，我国应积极打造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朋友圈”，依托区域贸易协定建立稳固的国际经贸“朋友圈”是一大可行思路。2001年我国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曼谷协定》，开启了依托区域贸易协定参与国际分工的序幕。然而，与法国、德国等居于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地位的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区域贸易协定网络的边缘位置，尚未建立起以我为中心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我国应以稳固关键供应链为目标，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推动区域贸易一体化。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鉴于我国高技术产品供应链出现近岸化趋势，现阶段我国应加快重启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增强我国与日本和韩国的供应链安全水平。二是警惕供应链社团化趋势。供应链社团化加剧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我国应依托国内产业的需求引力，积极融合边缘社团。特别应警惕以印度为核心的第四大供应链社团异军突起。鉴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拉克等第四大社团成员皆为全球重要的能源输出国，我国应借助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国内强大的能源市场需求为基础，强化与相关能源输出国的供应链联结。
图.5
我国供应链脆弱性
（二）以我国产业发展阶段为基础，推动供应链保稳工作
从全球一般性规律看，供应链投入品的平均技术含量越高，供应链出现阻断点风险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中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供应链断供风险远高于高技术产品供应链。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承接了大量发达经济体的中低端外迁产业，国内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中低技术产品进口。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份额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高技术产品供应链断供风险逐步上升。因此，应立足我国产业发展阶段，依托国内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布局全球供应链。
例如，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趋势下，我国对数字产品、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的需求水平持续上升，我国在制定与供应链“保供”相关产业政策时，应着重关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供应链问题，加强对与数字经济息息相关的计算机制造业、通信及雷达设备制造业、数字媒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业的供应链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未来产业的研究判断，提前谋划我国供应链的未来布局。
（三）警惕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社团的潜在阻断点危机及其外溢风险
在全球四大供应链社团中，以美国为中心的社团内部供应链脆弱性最高，反映了该社团内部成员对全球供应链资源的调配力存在极化现象。鉴于美国及其主要的社团伙伴（如加拿大）是我国获取供应链资源尤其是关键设备及其零部件、矿产资源的重要渠道，一旦以美国为中心供应链社团出现供应链断裂，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将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因此，应警惕以美国为核心的供应链社团的潜在阻断点危机及其外溢风险。具体而言，一是应加快评估我国对美国及其主要社团伙伴的供应链依赖程度，列出依赖性强、风险度高的供应链产品清单。
二是应加快提升我国国内市场主体对全球供应链资源尤其是高技术产品供应链资源的调配力，依托双向跨国投资、区域合作协定等布局全球供应链网络，尽可能提高我国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完善供应链保障机制。三是应加快培育我国国内供应链的供给能力，基于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举国体制优势，提升我国对供应链产品的可研、可产能力，提升我国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产品对国际供应链产品的可替代性。
（四）加快构建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的预警机制和分级发展机制
近年来，我国面临的供应链风险有所提升，突出表现为以我为中心的供应链社团脆弱性显著提升以及高技术产品供应链断供风险激增。此外，我国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近岸化趋势明显。对此，应以实现我国长期供应链安全为目标，建立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的预警机制和分级发展机制。所谓供应链预警机制，是指依托翔实的供应链调研数据，动态跟踪关键领域、关键产品和关键环节的供应链供需状况，尤其是高技术产品供应链的供需状况，借助数字平台对供应链供需失衡倾向给予快速预警反馈，并通过网络化传递机制送达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增强市场参与主体对供应链预警问题的联动性。所谓供应链分级发展机制，即综合考量供应链产品的经济影响度、国产替代率、进口来源地等因素，将产品的供应链安全程度量化，例如，将安全程度划分为高危、中危、低危、正常和安全等级。在此基础上，依托国内“卡脖子”技术攻关、全球供应链要素资源布局、高水平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等举措，将提升我国供应链安全的总体目标阶段化，制定阶段性供应链发展目标，推动关键产业供应链由危转安。
（五）利用“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对冲我国的供应链风险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国际循环赋能我国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渠道。应通过更好“引进来”和更优“走出去”政策应对潜在的供应链风险。在更好“引进来”政策方面，一是优化鼓励外商资本在华布局的产业政策。例如，以优化《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为抓手，打破中西部地区分省份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惯性思路，以经济圈和城市群为单位，量身制定符合外资国内空间布局需求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二是通过构建国内外资本联结协作机制，形成坚韧强大的国内资本关系网络，构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结协作网，通过网络效应稳定外国资本，防止外资流出引发我国国内供应链外迁。在更优“走出去”政策方面，一是主动引导国内资本布局全球供应链。对于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的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可引导国内资本对该环节开展直接投资，通过股权控制的方式增强我国对该环节的直接影响力；对于政治敏感性相对较高的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可引导国内资本对该环节的上下游关键项目开展直接投资，依托投入产出关联机制增强我国对该环节的间接影响力。二是支持头部企业强化国内根基，防止头部企业大量“走出去”。政府应尽可能将头部企业的主体部分保留在国内，防止头部企业跨国转移引起的资本集群式对外转移。例如，进一步拓展国内头部企业的可投资领域，鼓励头部企业和国有企业协同参与国内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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